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打垮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二线兵团。

当年11月我从湖南调到沈阳，在北大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此后，多次带任务进入朝鲜，为主力部队输送翻译人员。停战后，又奉命深入到三八线前沿，在冰天雪地零下二、三十度的条件下，住山洞三个多月，吃压缩饼干、凉罐头，在马良山、老秃山一线配合志愿军一军一师搞调查研究，总结战斗经验。 …… >>

1945年“8.15”，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搞“蒋敌伪”合流抢夺胜利果实。

1946年我被调到河北省武清县任武委会主任，带领武装民兵参加了香河保卫战，摧毁敌伪伙会组织，收缴了地主、富农的枪支，在解放区前沿与国民党正规军展开拉锯战，保卫了中心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1947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在七百户与国民党正规军苦战了一天，的头部负伤不下火线，天黑才突出重围。老爸的头部伤好了后，奉命率领一个“翻身团”开赴东北，编入野战军第9纵队137师。是年冬，在沈阳外围参加了新民公主屯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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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15”，日本鬼子终于无条件投降了，战争结束了，我马上托人给家里捎去口信说：“在平谷县武装部”，妻子立即带上万青和万镕坐着大板车，奔走了一天一夜，才到了平谷县的驻地。

当时我正在开会，叫警卫员安排他们在老乡家住下，一直等到深夜万青和万镕都睡着了我才回来。

第二天早晨万镕、万锋一睁眼，看见妈妈身边睡着一个满脸大胡子的男人，万镕从炕上跳下，跑到院子里哭起来，孩子妈再三劝说：“他是你爸爸！”她却大喊：“他不是我爸爸，我没有爸爸！”此情此景，妻子眼泪流下来，我的眼睛也红湿了，连在场的房东 …… >>

1945年初，我在担任平（谷）、三（河）、蓟（县）联合县武装部长期间，带领基层干部发动群众挖地道，打埋伏，开展地道战、“黄蜂战”，围困敌人据点，给敌人断粮断水、割电线、破坏交通等办法，切断据点里的敌人与外部的联系，用冷枪射击和炮轰等办法，硬是把峪口镇、丫髻山两大据点的敌人给逼走了。

在灵山据点眼皮子底下的东西栲栳山，对敌人展开地道战，打了一天一夜，打死打伤日伪军10多人。在平谷县城周围埋伏250多颗地雷，使敌人轻易不敢出城。

通过这系列的游击战斗，不但赶走了敌人，把当地群众彻底解放，还培养锻炼 …… >>

本来我该去14军分区报到，因为遭遇到日寇的15路合围累吐了血，只得又回到他战斗过的根据地治疗养病。

又是堡垒户华振良等老区的同志，舍着全家性命地保护，精心调治一个多月后，身体基本恢复，才去14军分区武装部报到，被分配到平（谷）、三（河）、蓟（县）联合县任武装部长。 …… >>

在11月初逃出伏击后不到10天，也就是1944年11月14日，党中央委派詹才芳从延安带干部团过来，有平北十团护送，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带12团和警卫营到平谷县迎接，同在的还有14军分区的两个警备团。

当时平谷川成了兵山将海，目标太大了。日本关东军调集三万多人，从四面八方猛扑过来，准备与我军主力决一死战。当日寇围攻的消息传来后，我军正规部队分头转移出去，本地专署机关、地委人员及警备团的一个连，还有关旭参谋长带的一个工兵连、一个义勇大队、军分区的宣传队等共500多人，夜奔二十里长山，不料黑夜在莲花滩遭遇 …… >>

1944年11月初，组织上调我去14军分区工作，我召集财粮助理、财政科长、武装干事、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和我的警卫员开会交代工作。

当时住在聂家峪南沟，我刚开始交代没有几句话，放哨的人跑来报告：“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赶紧往山上撤，当走到半山腰，一抬头发现日本鬼子已近在百米，未等回身敌人就开枪打过来，这时山上也是早有敌人埋伏，一梭机枪打过来，打倒我们七个人中的三个。这时山上与山下的敌人发生误会，山上山下互相打起来，我们乘敌误打的机会爬山跑掉。我在这次遭遇战中，手也负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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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943年我们在坚持无人区的抗日斗争中更是吃尽了苦头。1942年秋日寇疯狂进行第五次“强化治安”，对坚持抗日的革命老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村民实行“集家并村”，在长城内外大搞“人圈”，把山区居住的群众及老弱妇女都赶进“人圈”，造成方圆几百里的无人区，把不愿进入人圈的青壮年抓去做劳工，敢于反抗的百姓有的被关押起来，有的被杀害。当时少数抗日骨干，武装民兵和共产党员，仍跟着老爸他们一起坚持在无人区内进行抗日斗争。

那时山区里的民房都被日寇烧光了，他们就用柴草搭起窝棚住。但日本 …… >>

从1942年开始，日寇对抗日老区实施第四次“强化治安”，修筑壕沟堡垒，加紧对抗日军民“扫荡”、“围剿”，使得抗日老区的群众日夜不得安宁。四次“强化治安”未了，第五次“强化治安”接踵而来，在长城内外实行“集家并村”，大搞“人圈”，制造“无人区”，企图割断抗日党政军民的血肉联系，把共产党八路军困死、饿死在广大山区。

这时抗日政府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加强站岗放哨，对敌人封锁消息，在敌伪据点周围设立暗岗暗哨监视敌人行动，同时大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敌伪分化瓦解，积极发展在敌伪据点的内线，争取敌伪人员和 …… >>

1943年春，我任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一区区长，在平谷城北的上镇村召开中心村办事员会议，因为漏岗而被敌人死死地围困住。

来开会的村干部都托亲找认识人脱身，只有我是脱产，带枪的共产党干部。当敌人搜查到隔壁的院内，呼喊着抓住“胜斋”，我想冲是冲不出去的，冲是死，被敌人抓住也是死，就是不能当俘虏。

在敌人搜查进院时，我躲进西厢房的门后，拿起匣子枪冲自己的头扣动扳机，结果是颗哑弹。我想命不该绝，退出哑弹重新子弹上膛准备一拼，但敌人未进西厢房就退出了院子。一个多小时后，敌人撤走，我也脱险而 …… >>

我在抗日斗争中，化名“胜斋”、“老胜”，在革命队伍中是有名的“飞毛腿”、“神枪手”，而敌伪人员都闻风丧胆，总想抓捕我。革命老区的群众为了掩护我，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镇罗营的大乡长李国爽被日寇杀害，敌人抓住黄门庙中心村办事员张筐子逼问：“胜斋在哪儿？”张筐子知道就是不说，日寇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就这样被日寇活活用刺刀给挑了。

1942年冬天，日寇正在追捕我，我被当地共产党员崔振义掩护着躲进山里，日寇将崔振义及崔振义的大儿子崔玉泉和小儿子小六子抓住，敌人逼问只有七岁的小六子：“胜斋来过吗？”小 …… >>

1942年刚刚过了旧历年三十，我和县政府工作人员及两个排的基干队，住在潮河东岸庄头峪，拂晓被敌人包围，各部分头突围。

我们上了四杆顶（有石如杆而得名），战斗了一天，有三人负伤两人牺牲，我也负轻伤。这时东西北三面是日军和讨伐队，只有南面是警防队（治安军）堵截。在太阳快下山时。日寇停止攻击，我觉察在战斗时，南面虽然枪炮声很紧，但炮弹和子弹都飞得高，杀伤力几乎没有。

我们掩埋了牺牲同志的尸体，背起伤员向南面突围，在突围的路上又捡到四千多发子弹，还都是整袋整袋的，说明是警防队内线有意留下的，当然，突围 …… >>

快到1942年春节时，为了过个愉快的春节，我们去偷袭了沙场乌钢矿敌人据点，想搞些面粉准备过年用。

夜晚雪下得很大，就住在密云县东饮马池。这个小村在半山腰，只有三家住户，巧遇民政助理金崇山也因病住在这里。

晚饭吃饱烙饼，刚睡下不久，未想到有奸细给敌人报信，据点里的敌人偷偷地跟踪摸来。我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听见院子里有踩雪的脚步声，赶紧翻身起来，看见敌人已经进院内。我顺手将一捆五万元伪币（平时当枕头用，也是偷袭敌人据点得来的）顺房门照敌人砸过去。敌人不知是什么武器，吓得叽呱乱叫，四散逃窜，我又跟着打出 …… >>

1941年6月，我参加抗日工作还不到半年，夜住平谷县北宫村东头第三家。

天刚亮时发现被敌人包围在院内。这家有8尺多高的院墙，既逃不出去又无处躲藏。当时敌人正在搜查东西院，我先是蹲在墙角伺机应变，当敌人进院时，突然发现墙角旁有几大捆秫秸，我立即躲在秫秸后边，敌人走到秫秸前左右看看，未翻动秫秸就走了。

我机智沉着的胆气战胜了敌人，几次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1941年秋季被提升为区级民政助理。 …… >>

运输物资的任务接交完后，我住在丫髻山以东的小峪子村，拂晓时发现敌人已经进到住房院内，我急忙躲到后院，正想越墙逃走，又听到院墙外也有敌人喊叫，就在这难以逃脱危急时，见后院有口石砌的水井，我攀扒着井帮石缝下到水井内。这口井上口小，下底宽大，我躲在井底旁泡在水里。当敌人搜到后院，未找到人影。走到井前见井绳丝毫不动，从井口往下看又没有看见，往井内扔石块，也未砸着我，敌人也就撤回去了。

敌人走后，革命群众在住房后院找不到我，又知道我未跑出去，就扒着井口喊：“胜斋！老胜（我在抗日游击队用过的化名）。”我听到喊声 …… >>

我参加革命工作后，就战斗在敌我斗争最残酷的密云、平谷、顺义、怀柔、兴隆一带的山区半山区。这里距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很近，又是连接长城内外军家必争之地，因而也是日寇对抗日军民实施“三光政策”的重点地区。

开始我在平密兴联合县政府任交通员，那时抗日政府的交通员不只是跑跑道，送送信，是既要在县委的领导下，联络各区互通消息，传送党的指示，还要根据需要深入敌伪据点，侦探敌情，通过内线购买抗日军政所需的药品及生活物资。

在我担任交通员还不到三个月时，县委指示我去敌占区搞药品、文具和生活用品。我化装成商人，头 …… >>

我接受组织安排，脱产去抗日，妻子在家带着我们四个年幼无知的孩子，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还要为我担惊受怕。

当时在头百户村的北山头上是敌伪的炮楼，村东二里地的燕各庄是日军的大据点。日伪军三天两头到头百户村来“清乡”，要粮要款，“追剿”八路军游击队。

妻子怕孩子们年纪小说漏嘴，在我走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没有爸爸，爸爸在东北下煤窑砸死了。”并给他们每人做一双蒙着半截白布的鞋，敌人一来就穿上。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熬着、等待着。

白天妻子要照顾孩子，下地干农活，晚上要参加“地下”妇救会的抗日活动。生 …… >>

1941年春节后,由于冀东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和抗日任务的需要，我接受党的安排，脱产去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政府任交通员。

我走的时侯，家里已有四个娃，大女儿彩屏9岁，大儿子万青6岁，二女儿万锋4岁，三女儿万镕刚满月。在一个月黑的深夜，几个无知的孩子都睡熟了，作敏迈着两只小脚一步一把泪地送我出门，我也是牵肠挂肚地一步一回头。

这一走就是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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