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传南：明代九边京运年例银及其经管研究 …… 长城小站:《中国长城文献资料数据库》

《明代九边京运年例银及其经管研究》
作　　者：范传南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 2011，博士
出　　处：
发表时间：2011-00-00
分类号：K248
文　　摘：

本文以明代京运年例银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明代军费、九边十三镇、管粮官系统等分项研究。在行文中,以明代国家财政与九边军费关系为切入点,纵向论述京运年例的始发时间,以及其在初创、成型、年例、衰落四个时期内的数额变化情况。横向分析各镇历朝年例的增幅、主客兵年例份额,与各镇军兵数额的比较以及其在历朝年例总额中所占比重。此外,对明代九边军兵粮饷的供给、经管、监督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也做出了深入探讨。本文的研究表明,明代京运年例银的发放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与国家边防建设及军费开支岌岌相关的。明代北边防线的设置实为防御蒙古各部的入侵,保卫京畿、中原地区的安全。但自靖难之役后,北边防线中段逐步南撤,并由此出现了边防日重、军费渐增的局面。若从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建设层面加以考察,则较为单一的岁入结构、僵化的财政体制与激增的军饷数额所导致的财政问题则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明王朝内部的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途径,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些超出时代范畴的认知,无法取得大多数人的认同,更难以付诸实践。此外,明代中后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商品经济发展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出现,而大量海外白银的涌入正为二者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明代京运年例银的雏形是洪武至宣德年间由南、北二京向北边调拨物资的活动,这一时期亦可称作“京运物料”时期。此后的英宗、代宗两朝为京运年例银的初创期。在此期间,明廷始向各边发放京运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以完善。成化以后,历朝年例拨发的总额始多见诸记载,京运年例也由此进入成型期。在此期间,京运数额虽有增长,但总体增幅不高,明廷财政也足以负担。进入嘉靖朝后,九边年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尤以嘉靖朝庚戌之变后及万历中后期为两大高峰,明廷的财政负担也最为沉重。而正是在此年例期内,明代京运年例银的发放最终完成了制度化的转变。万历末年三饷加派后,年例的调拨开始进入衰落期,具体表现为明廷财政的巨额赤字、三饷的大量加派、年例总额的基本稳定及其连年逋欠。明代九边地区官银的主要来源是以京运年例银及北边五省民运折银为主,旁及捐纳事例等杂项收入。其支出则主要是用于籴买粮料、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然而,无论是将京运银直接发给军兵自行购买物资,还是使用京运银籴买粮料后再行发放,维持九边防御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还是食与衣。明代中后期年例银额不断增幅的最终目的在于确保边军生存、防御的基本所需,而在这一前提下,白银则发挥了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此一来,九边地区就不仅成为国防前沿,也成了一大经济消费区。就是这一过程中,商人及商业资本直接参与到边地贸易中来,在推动边地商业贸易发展的同时,也作为贸易中介沟通了中原内地与九边乃至少数民族地区。随着北边防线的内缩,明廷不断增兵设镇,最终在弘治末年形成了以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三关、太原)、延绥(榆林)、固原(陕西)、宁夏、甘肃为核心的九边防御体系。就九边十三镇历朝京运年例的发放而言,在时间上,九边各镇的设置要早于年例的调拨;在发放对象上,则多先有主兵年例,后发客兵年例,最后因兵员不足而增发募兵年例银;在数额的增减上,各镇年例的拨发数额本无定规,皆与各镇的军事地位、财政状况、米价高低、招募多寡,特别是九边地区的防御态势密切相关。此外,鉴于九边地区粮饷收支事务的繁杂重要,明廷专门设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粮官系统以处理相关事宜。具体而言,明代的管粮官系统可以分为内管粮官(京派)和外管粮官(地方)两部分。京派管粮官以户部管粮郎中为首,地位也最为重要。他们的官职虽然不高,却负责监督收支北边各镇驻军的粮饷,控制着边地军队粮草物资供给的命脉,堪称官微职重的典型。京派管粮官直辖于户部衙门,其考核任免也与京师户部此类官阶等同。地方管粮官实际上是由地方各级衙门的佐贰官担任,设置范围遍及全国。其职辖除兼管地方事务并催征解运外,与以管粮郎中为代表的京派管粮官相近,但职权略逊,且需接受京派管粮官以及地方各级主官的管辖与监督。总之,明代九边是朝廷为了应对北边日益严重的蒙古各部侵扰而在长城沿线设置的军事防区。其设置时间不尽相同,最早的是宁夏镇,创设于建文四年,而最晚的固原镇则创设于弘治十八年。明代九边各镇年例发放的具体情况多有差异,其中宣、大两镇的发放时间最早,初期数额也最大。蓟镇因下辖蓟州、密云、易州、昌平、永平五个小镇,年例总额后来居上,最终位列各边之首。至于年例发放的多寡及拖欠情况,则主要取决于边地战事以及明廷的总体财政状况,总的趋势是年例发放之初,数额较少,一般为20万两左右,而后逐渐增多,至嘉靖朝庚戍之变后,年例数额出现第一次高峰。此后虽有所下降,但在万历三十六年达到第二次高峰。三饷加派后,年例数额渐趋平稳,但大量的逋欠也随之出现。明代京运年例银的出现及其大规模推行对明代国家的稳定与社会发展有着双重的意义。首先,其接济军需、维持了九边防线的稳定,在促进明代商业特别是北边粮草市场发展的同时,也间接推动了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与白银的货币化。其次,京运年例的推行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诸如以九边军需为主导的明代北方市场出现畸形繁盛;九边地区物价上涨,进而出现了“物重钱轻”的局面;京运年例银数额的激增,间接导致农民负担加重等。年例银发放的具体执行者则是九边地区的各级管粮官,这一制度的出现,是明廷在特殊条件下,对官僚体制内部的一次微调,虽然较好的解决了边军粮饷的经管问题,但也有部分管粮官贪赃枉法,欺上瞒下,将粮饷中饱私囊,这对本就缺饷的北边地区士兵可谓是雪上加霜。

参考链接：
　　·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 ...
关键词：京运年例明代财政九边十三镇管粮官
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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