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庆县古崖居洞窟遗址基本情况

一．延庆县古人洞穴遗址的基本情况

近二十年来，在延庆县西北部的海坨山麓发现了许多古人洞窟遗址，内有石屋、石炕、石马槽，宛若一个个自然村落,其中以位于延庆县西北的古崖居遗址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以古崖居为中心，往东还有姚家营洞窟、狐狈沟洞、七孔洞、富裕洞、焦家洞、朝阳洞等八处洞窟遗址；往西在河北省怀来县北部山区还发现了五道壶、马鞍山等六、七处洞窟遗址；另外在北京密云县不老屯镇白土沟北山也发现了一处类似的洞窟遗址，但只有5座洞。
那么，沉寂在山谷中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神秘洞窟为什么一直鲜为世人所知呢？这不仅是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人迹罕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附近村落里的村民将这些洞窟视为本村的“风水宝地”，密不外宣。遇到战乱年月可以躲避一时。因此不仅地方志少有记载，就连住得稍远点儿的村民都不知道。
二、古崖居遗址的基本情况

古崖居遗址位于延庆县张山营镇东门营村西北2.4公里处，该遗址区占地近10万平方米，前后沟共分三区，据不完全统计有洞窟130余座。1990年被定为北京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正式命名为“古崖居”。1991年经市文物局批准，由张山营镇清理整修，初步对外开放。1996年9月在县委、**的支持下，成立了由延庆县文化文物局、八达岭特区、张山营镇**三家组成的古崖居管理处，正式对外开放。
遗址开凿于陡峭的沙砾性花岗岩绝壁上，周围环山，有一山路与外界沟通，非常隐蔽，易守难攻。其他几处遗址基本上与古崖居类似。前沟从山顶到山脚有洞窟20多层，洞窟鳞次排列，错落有致，共有洞窟91座；后沟有洞窟26座。前后沟之间的小山包为中区，内部布满洞窟，坍塌较少，保存较好。前后沟前面各有一处险要的峡谷，形成两道寨门，前面第一道门西侧有一山洞，内有石炕、石灶，极似今天的“门房”或“传达室”,洞口左上方还有一个石龛。可以想见，当时寨门一关，实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遗址内洞窟的类型主要有马厩、居室、储藏室、议事厅等，开间有单间、两套间、三套间不等，有的上下二层之间，三层之间，甚至五层之间，六层之间相互通联，早已实现了“楼上楼下”。最大的三套间面阔达7. 45米，进深2米，面积共达29平方米，最小的单间面阔只有1.5米，进深1.8米，面积不足2.7平方米。一般山体最下层为马厩，上层为居室，上下层之间有楼梯相通。
马厩一般门较宽，洞高1.5--2米不等（当时的马应较矮小），门两侧岩壁上有对称的窝眼，可能用来放置横木，以防马匹走失。内部在一侧石壁上凿有0.6--0.7米高的马槽，槽深0.15--0.20米不等。如有里外间，里间为堆放草料的储藏室。后沟最大的马厩能容下八、九匹马。
居室的特点是结构巧妙，格局与今天北方民居极为相似。外观上有门、窗和排烟道，门较矮小，里外双门的痕迹犹存，户牖间以石榫脚窝相勾连，排烟口上方凿有放置雨搭的“人”字形刻槽。居室内一般设有石床、石炕、石灶、石灯台和壁龛等，炕内凿有火槽连接灶台和烟道，石炕上铺设石板，部分保存较好的洞窟内石板上还遗有炕泥；在一些高层居室中甚至还凿有下水道。其考虑之周全，凿工之精细，令人惊叹。
该遗址区内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要属中区西侧崖壁上的“官堂子”，当地人称为“金銮殿”。残存部分可分为上下两层，至少有8个洞室。下层平面呈“凸”字型，面阔最宽处达11米，进深8米，高3.6米，大殿前部有廊，由2 根粗大的岩柱撑起洞顶，后部凿成神龛，龛前2根粗岩柱撑住洞顶，后面8根岩柱撑起宫殿式祭台，台前部有摆放供桌的凹槽。主室两侧有石炕，炕壁上有一排窝眼（可能是用来悬挂衣物用的）。更有特色的是在北侧耳室内的灶台上还凿有供安置“暖坛”（靠灶内的余温加热，随时取温水用的容器）用的石窝，这种设施目前当地农民家中仍在使用。从其形制和规模来看“官堂子”很可能是议事聚会的场所。
储藏室一般无陈设，多与居室相连。有几处遗址以储藏室居多，可能与部族的整体布局有关。
整个洞窟群布局紧凑，有一定的规划，给人的印象是密而不乱，布局合理，各洞窟间相互关联，但又相对独立，峭壁间有“之”字形栈道自下盘旋而上，将各个洞窟连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前沟外侧还有几处已规划好但未开凿的洞窟痕迹。
目前，在遗址区中能够调查的洞窟中共发现56处炕，估计当时成人人口数量应在97－114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洞窟为双人炕，可以认为遗址中的基本生活单位主要是由二个成年人构成的，洞内炕多的可能代表的是二、三代人的或一夫多妻制的较大的家庭。马厩较低，说明当时马的体量也不大，从马槽的宽度分析，遗址区内的马厩可养40至50匹马左右。遗址开凿大约需要30至40年左右。

三、古崖居遗址的调查研究情况

自从古崖居遗址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以来，各级文物部门对古崖居遗址及其周边地区的洞窟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而且专家学者对古崖居的定性问题也是观点不一，各持己见，一时还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
关于古崖居的观点和假设很多，都因没有足够的依据而难成定论。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⒈上谷北戎之说----2500多年前的北戎时代尚未大量使用铁制工具，而洞窟内部凿得有棱有角，刻痕平整有序，若说用青铜工具开凿如此大规模的洞窟群，似无可能⑹。何况最近在姚家营村北洞沟内一洞窟内壁上还发现一尊石刻浅浮雕佛像，北戎开凿之说就更难站脚了。
⒉逃荒避难之说----洞窟之间安排错落有致，整个洞窟群有一定的规划，如只为了暂时栖身，没有永久居住、长期经营的目的是凿不成现在所见的模样的。逃荒避难之说似难成立。
⒊屯军处所之说----据史志记载，该地区历代的军事要塞在长城沿线、旧怀来城和今延庆川区一带。洞窟所在位置除七孔洞所处的沟能通河北赤城县以外，其它几处并非军事要塞，在此屯军必要性不是很大。更何况洞窟与洞窟之间相对独立，石炕、石灶均在不同洞室中出现，每处规模较小，有明显的家族痕迹，屯军之说的理由也不很充分。
综合当前调查研究的成果，结合有关史料记载，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由延庆县文物管理所提出的“唐末五代时期西奚族聚落遗址”。
首先史籍记载比较丰富。
1.地方史志的有关记载：据明代《隆庆志》记载：在州城（隆庆州城，即今延庆城）西北黄家山中（有全真洞），其洞有四，皆人力所为，凿痕俱在。各有石床、石凳。今全真道人沈始阳居焉。另据该志记载：黄家山，在州城西北三十里，中有全真洞。现在河北省怀来县与延庆县接壤处有黄家冲村，村北不远的山谷中便是五道壶洞窟聚落遗址，其正面岩壁上也正好有四座洞窟，与史书记载很接近。这足已证明五道壶遗址便是明代的“全真洞”，至少可以说明在明或明以前洞窟就已经存在（如若明代开凿，明代志书应有明确记述），只是被后人改做他用了。
2.正史上的有关记载：《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金史》等史书均有关于奚族的记载。据《新唐书》记载：其君长常以五百人卫牙中，余部散山谷间......其马善登，其羊黑，盛夏必徙冷陉山，山直妫州西北......去诸引别部内附，保妫州北山，是为西奚。另据《新五代史》记载：奚、契丹各有部族数十万口，胜兵三万人，与唐时战时和，称为“两蕃”。唐末，契丹部落耶律阿保机部崛起，奚举族役属。奚王去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妫川，依北山射猎，常以麝香、人参赂幽州刘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数千帐，是为西奚⑿。
今延庆、怀来两县恰好为唐之妫州，海坨山是妫州北山。
《新五代史》中还说：去诸之族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粟（黍之不粘者，即糜子），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
在《金史》中则有大量关于金与奚争战的记载，如：“天辅七年(1123)金奚路都统达懒攻速古、啜里、铁尼十三岩，皆平之。”“天会二年(1124)金勃堇浑啜等破奚七岩，而抚其民人。”
有关奚的史料还很多，从现有的史料分析，唐、辽、金时期，在延庆北山确实曾生活过一支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能骑善射的游牧民族──奚族一部。而且奚王去诸确曾活动在这一带。从古崖居洞窟的规模、“官堂子”的形制以及与周围一些洞窟遗址相比较，此处为去诸王帐所在地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民族经过辽金时期的战乱，最终又神秘地消失了。
其次，历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虽没有文字，但其器形与北京北部唐、辽时期文物的质地、器形相似。
1991年8月和1997年3至8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延庆县文物管理所曾两次联合对古崖居及其周围的洞窟聚落遗址进行了实地勘察和试掘，先后对100多座洞窟进行了测绘， 清理洞窟近50座，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出土文物以时代较早的灰陶、黑陶陶器残片为主，可辨器形有罐、盆、盘、碗等，此外还在“官堂子”的一个灶炕内出土了两块唐代绳纹砖，在5#洞的排烟道底部出土了一件辽代的铜匙。其中灰、黑陶片的陶质与北京地区唐、辽时期的灰、黑陶相近。从这些出土文物推断，遗址的开凿年限应为唐、辽时期。这正好与唐、辽时期西奚族曾生活于妫川北山的历史记载相符，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考古事实依据。
尽管如此，“古崖居为西奚族聚落遗址之说”目前仍处于假说阶段。因为古崖居断代考古工作尚在进行当中，出土的文物有限且无铭文，出土的陶器残片和考古资料正在进行研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器形组合，而且史料研究还很不充分，加之延庆县文物管理所人员少、资金缺乏，还没有具备对其进行专项研究调查的条件，现在作为定论为时尚早。

四．洞窟聚落遗址群发现的重要意义

古崖居等洞窟聚落遗址群的发现，对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建筑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延庆地处“塞外”，历史上曾是一个众多少数民族的交融地区。早在2500多年前，这里就曾活跃着一支剽悍的民族──山戎族，关于这支民族史书记载很少，到战国末期就销声匿迹了。1985至1990年，在延庆北山一带发掘了500 多座山戎族墓葬，出土文物20000多件。 西汉时曾在延庆设置了专门用于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夷舆县。如果古崖居是西奚去诸王帐之说成立，那么关于奚族史的研究不仅将为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的演变、交融提供有力的依据，还将为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提供新鲜材料。
古崖居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传统北方民居建筑与洞窟建筑的完美结合。在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有岩居，在陕甘地区有窑洞，他们或沿袭天然岩洞或凿成穹顶式洞穴。而延庆古崖居不仅依山就势在陡峭的岩壁上开凿洞穴，而且风格上体现了北方民居的建筑特点。洞窟内皆为平顶，门、窗、炕、灶、排烟道、壁龛均一次性凿成，开间上体现了明间、次间、稍间的格局，不仅门窗有安装木制构件的沟槽，而且“官堂子”有明显的仿木构建筑的痕迹。此外，洞窟与洞窟之间相连，上下层之间有楼梯相通，简直就是“山肚子里的高楼大厦”，这在中国建筑史上难道不是一个奇迹？

本帖由 nobody 于2006-08-15 00:21:5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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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ｂｏｄｙ先生：
　　我和您讨论的目的还是为了崖居遗址的保护，不可必免要设计到对其的所持的观点，而引起更多人甚至相关部门的关注。
　　我不能认同赵其昌老先生的推断，尽管非常之敬重赵老．凭的不只是向您请教的６个疑问，赵老的：北京延庆＂古崖居＂－－西奚遗址之探讨仔细拜读过无数遍．此推论的依据就站不住脚，＂有迹象表明，火炕源于我国东北地区，尔后逐渐传入关内；凿石室而居，这不是汉族人的居住习惯＂（原文）．１、迹象无论如何不能做为依据；在后边论述火炕时认为火炕是１６００年前，据我所知西汉闵越王宫里（在武夷山附近）就有火炕遗迹，当时就传到我国的南端了。就算是１６００年前，到五代也有５００－６００年，这其间有什么根据没传入关内呢？否则，古崖居的石炕就不一定是火炕起源地－－东北来的奚族人所为。２、“凿石室而居，这不是汉族人的居住习惯”，那么就是游牧民族奚族的的居住习惯了吗？的确《隆庆志》、《辽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等史籍中都有关于奚人在延庆北山生活过的记载，但其中都没有崖居开凿的确切记载。这也只能说明奚人应该在延庆北山生活过。
　　同时，我也不完全倾向杨鸿勋杨老的推论。因为从石室开凿所用工具看应为铁器，春秋末年我国开始铁的冶炼，秦时技术成熟，就算北魏郦道元记述的“故关之候台”无误，断定为汉代也是缺乏证据的。无论当时八达岭区域有无长城，此处为一关口是无疑的。由于从外蒙入关的通道靠近南山，关口处不易发现情况，通过北山观察并报信是合乎情理的。
　　象古崖居这样，闪烁着我们先人在军事、建筑、人文多领域伟大光芒的遗址群，因难于断代而得不到全部有效的保护，是国家文物部门的悲哀，也是崖居遗址群的悲哀......
　　

本贴最后一次由wuguanglu修改于2006-08-21 00: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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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由 wuguanglu 于2006-08-21 00:00:23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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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奚族是怎样从天圆地圆民族理念转变为汉族理念天圆地方的？所有崖居遗址没有一个是园地面园屋顶的。
２、西奚族这样一个游牧民族没有建筑理念和历史，如何能开凿结构复杂、布局巧妙、设施完备、多层叠加的楼式掏空建筑？一千年前中国有几座楼式建筑？
３、逃亡游牧民族有多大财力？整个延庆北山崖居群光开凿工具需要多少银两？更况辽太祖椰律．啊保基时有对其族剿杀。
４、西奚族这样一个游牧民族应有相当数量的马匹，为什么古崖居只有九间马厩？其他崖居遗址马厩本人尚不知多少。
５、从石室的大小看，没有一间能容纳不实行计划生育的一家两代人，西奚族如何居住？
６、从出入石室方式之难，西奚族的老人、儿童出入无法想象。 大峪沟、狐狈沟等崖居遗址，很多石室都是绝壁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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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由 wuguanglu 于2006-08-15 23:06:42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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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十分感谢吴先生对古崖居遗址断代研究的执著精神，作为文物工作者，十分佩服。关于古崖遗址为西奚族王帐之说，目前也只是一种猜想，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就很明确地说这就是确定无疑的了。而且，探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去伪存真的过程。关于先生提出的问题，有些赵其昌老先生的文章中已经做了解释，有些则是以前没遇到或是没想到过的问题。也许会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地找出更加合理的解释。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一定不会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但还是想尽量与先生相互交流一下最基本的想法。
一、关于目前遗址中洞窟平面都是方形，没有发现圆形的问题，我想会不会是以下几方面因素。一是目前发现的古人洞窟遗址大多呈不规则方形，有些洞窟的洞壁为确实有圆形或者是还没有加工完的不规则形。方形只是大多数现象。二是，从建筑发展史来讲，最原始的建筑（如半地穴式建筑）大多是圆形的，当时古人主要是建筑水平有限，与天圆地方的学说还拉不上什么关系吧？蒙古族建圆形蒙古包我虽然说出它的原因，但是与建筑习惯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即使天天住着圆形帐篷的元帝国，却也筹造了体现“天圆地方”观念的方孔圆圜的“至正通宝”铜钱，难道游牧民族就是天圆地圆的观念？三是，汉民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鲜卑、蒙古、满族等都是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但是后来都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这些皇帝出行时住圆形的帐篷，但住的宫殿都是体现汉文化的传统方形宫殿，没听说过哪位皇帝把故宫的各大殿都改建成蒙古包形状的吧？与其时代先后的奚族经常“岁借边民荒地耕种”，与汉文化相距这么近，就不能受汉文化的影响吗？四是，从开凿洞窟的实用角度和力学角度分析，平面呈圆形的洞窟即不好安排各种设施，上下层受力、承重也不理想，洞窟利用率不高。难道他们就不能寻找最好的生活方式？
二、关于建筑理念问题，我们不能站在今人的观点上分析古代的事情。毕竟我们没有在1000多年前的社会中生活过，不了解当时少数民族的真实生活状况。但是，一千多年前的楼式建筑确是很多的。从目前出土的古代陶质建筑模型上看，汉代的地主庄圆经济时期就出现了大量的结构复杂的楼阁式建筑。到了唐宋时期，楼阁式建筑就更加绚丽多彩了。由于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不易保存，能保存至今的几乎没什么了。从西安的大雁塔、河北应县木塔还能看出当年楼阁式建筑的端倪。
三、关于遗址建筑需要一定的财力，这确实不假。但也只是我们今天的人用今天的思维模式去衡量历史了。我们今天修复八达岭一小段城墙就要几百万，而在明代只有几十两、或上百两，一座空心敌楼可能只用二十几两（我记不大清楚，在《四镇三关志》中有这建造长城的经费预算。）在皮鞭和生活环境所迫的前提下，创造了不少的历史奇迹。古人如果为了生存开凿洞窟，他们还天天围着领导要工资吗？
四、关于遗址的马厩问题，在赵其昌先生的文章中已经做过论述。我这里想补充一下，在古崖居遗址目前发现有马厩的洞窟有14处。王策先生在他的论文中曾描述“从门的宽高判断应该是骡马，因此这此带畜槽的洞窟应该是马厩。马的体量看来不大，背宽不足0.5米,背高不太可能超过1.2米。”从马槽的总宽度计算，大约可以养44-50匹马，即平均每2 个成年人拥有1匹马。）更何况马也不一定全都关在这么矮小的马厩中呀，所以当时马的总数量，现在也只能是个估算了。
五、关于古人的生活方式问题，现代人只能通过现有的设施进行推测。因为没有发现与洞窟遗址相关的墓葬区，也没有从民族学的角度对西奚的生活方式进行过研究。我们对西奚族的生活方式和婚姻习俗并不了解。赵其昌先生通过古文献对西奚族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描述，这里不再赘述。从目前发现的58座有炕洞室来看，总的成人人口数量应该在97－114人。在确认为居住用房的40座洞窟中，只有4座内部设有2座或3座炕，因此可以认为该遗址中的基本生活单位主要是由两个成年人构成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有炕洞窟内居住的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这一结论与炕眼直径相比照，也基本吻合。内设多炕的洞窟可能代表的是两、三代人的或一夫多妻制的较大的家庭。
六、关于老人和儿童无法出入的问题，也只是用我们现在思维去衡量过去了。首先，目前发现的洞窟进出方式有绳梯、栈道、木梯等形式。在绝壁上开门的，大多洞与洞之间都有栈道相通联，现在在遗址区还能找到当时安装栈道的石孔和石柱。如果把栈道复原，我们再攀爬这些洞窟一定不会象现在这样费力。其次，一层洞窟中出有很多炕，人老了是不是可以住一楼，让年轻点的住楼上呢？另外，长年在山里生活的人都知道，70多岁以上的老人爬山，我们年轻人都追不上。那是生活环境造成的。
学术需要争论，事不争不明吗。希望在遗址断代上与先生多交流，多沟通，为延庆古崖居遗址的断代工程做出我们的贡献。

本贴最后一次由nobody修改于2006-08-18 00:02:30

本帖由 nobody 于2006-08-17 23:55:2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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