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振伦：廊坊抗战始末——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上）
TwoStones 于2007-07-08 13:18:23发表于长城小站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驻守卢沟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而日军的辎重和人马也从天津源源不断地通过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防地廊坊，向卢沟桥地区增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战场景观：第三十八师官兵眼睁睁地瞅着这些鬼子源源开到卢沟桥去打自己第三十七师的弟兄！
　　原第二十九军廊房驻军长官崔振伦老人记下了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



廊坊抗战始末

原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第二二六团团长 崔振伦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开始的廊坊抗日战争，虽然规模不大，持续时问也不长，但对卢沟桥保卫战的全局关系非常重要。对天津方面的敌人，起了很大的钳制和阻止作用。廊坊战斗，我是组织者和执行者之一，当时驻防廊坊一带的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第二二六团，我是这个团的团长。


一 七七事变前敌我的形势和动态

㈠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的情况


　　⒈军事部署
　　第三十八师师部．第一一四旅旅部和第二二七团、第一一三旅的第二二五团、师部特务团驻南苑；骑兵营驻团河；第一一二旅旅部和第二二三团、第二二四团驻防大沽、小站、葛沽一带；第一一三旅旅部、第二二六团分驻武清县城关、杨村、河西务，主力在廊坊；第一一四旅第二二八团驻天律附近韩柳堡，其第三营担任天津市政府的警卫；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部及其第一团、第二团分驻马厂、青县一带：独立第三十九旅驻北平东北郊。
　　⒉建制和团以上官长姓名
　　师长张自忠，副师长李文田、王锡町，参谋长张克侠（后改任翟紫封）；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第二二三团团长李金镇，第二二四团团长张宗衡；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参谋长李树人，副旅长梅贯一，第二二五团团长张文海，第二二六团团长崔振伦，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第二二七团团长杨干三，第二二八团团长刘文修；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第一团团长朱春芳，第二团团长马福荣；特务团团长安克敏。（独立第三十九旅是新建单位，对其官长姓名还不熟悉，无从谈起。）
　　⒊编制和武器配备
　　第三十八师有三个正规旅。每旅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连。每团三个营及迫击炮、重机枪各一连。每营四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四人。师部有个特务团，分骑兵营、手枪营、工兵营、炮兵营及高射炮、平射炮各一连。除这些部队外，还有两个独立旅，即第二十六旅和第三十九旅。
　　宋哲元从长城抗战失败后即回察哈尔，冀察政委合成立后就控制着平律两市，在装配上有新改变，利用大沽造船厂制造了一部分轻武器，也从德国、捷克购买些武器。如每团配备八二迫击炮四门、捷克造重机枪四挺。每连配备捷克式或大沽造轻机枪六挺、掷弹简四个（以后改为连的小炮排）。每个战斗列兵发捷克式步枪一支，刺刀一把，木柄手榴弹四个。连长发手枪一支，排长是冲锋枪或手枪、步枪不等。通讯器材、骡马、军需用品，均有所改善。
　　⒋训练教育
　　第三十八师（连同整个第二十九军在内）在长城抗战失败后得到三、四年的休整机会，在装备补充上有些改善，但在训练教育上，基本上还是旧西北军的模样。
　　这个师的教育训练，可分为术科训练和学科训练。术科方面：(⑴操场训练。不外各种步法、各种队形的变换以及器城体操等。⑵野外演习。即攻防追退，都是老一套的办法。学科方面一是军事书本，如步兵操典．里外勤务等普通军事常识；二是精神讲话。由连排长或营团附集中讲一讲，内容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每逢国耻日，馒头上印上“勿忘国耻”四个字，或者让官兵部躺在销上凝视天棚，不吃饭，想一想，以示不忘国耻。有伙食节余的团营就买几头话猪，拉到操场用黄纸糊在猪身上，写上“日本帝国主义”，让各连队向猪做冲锋动作。哪个连队刺死了猪，哪个连队就抬走吃了。吃饭时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在抗日期间，歌的第三句改为“日本军阀，国民之敌……。没有正规的政治工作制度，也没有政工人员。

㈡敌人方面的情况

　　敌人在天津的东局子、诲光寺、飞机场均驻有驻屯军，北平以南之丰台等处均有日军兵营。日军采取各种形式增加驻兵，如通过换防多来少走，逐渐增兵。从卢沟桥战争爆发至廊坊战事之前，光北平一带增加的兵力（经我们监视哨统计）就有三个联队和一些特种兵。其次是经常作野外军事演习，以北平或我军驻地为假想敌，进行攻击演习。开始时，我军还有所戒备；时间久了，习以为常，也就麻痹了。再次是政治拉拢，诱骗第二十九军投降：第一步，要第二十九军脱离国民党独立；第二步，让宋哲元搞华北伪政权。宋哲元既不愿投敌，又不敢断然拒绝，只是采取拖延苟全的办法，接受了日军向第二十九军和冀察政委会派遗顾问的要求。日军事顾问只是在军部和师部活动，旅团均没有日本顾问。
　　第三十八师有个日本顾问叫樱井。在一九三七年春天，这个樱井由副师长李文田陪同来到廊坊。这时旅长刘振三因公外出未回，只有旅参谋长李树人和我负责接待。我们感觉很为难，怕说错了话担过。当时在旅部找了一泣录事充当翻译。一天上午，副师长李文田陪同樱井去操场检阅部队。当然是副师长检阅，并非日本顾问来校阅，一切操场仪式礼节都是向着副师长的。可是副师长穿的不是军服，而是长袍马褂，显得不象样子。事后才知道，因为副师长与樱井的军衔悬殊，怕不好看，不便着军服。樱井在部队面前讲了话，大意是说：“中日同种同文，应该睦邻亲善，共同防共，对付欧美各国……。”

二 卢沟桥打响后廊坊方面的情况

　　第三十九军的领导层受了不抵抗主义的影响，又从反面接受了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失败的教训，对抗战胜利失去信心（宋哲元在喜峰口抗战后曾有“谁再相信蒋是真心抗日谁就是王八蛋”的激愤之语——引者注）。为了保住平津的地盘和自己的实力，对日本侵略军始终抱有幻想。卢沟桥已经打起来了，还认为是地方事件，就地谈判解决。和敌人订的临时协定中有“如有日军列车过往，不经廊坊驻军许可不淮放行”，来往列车得向廓坊情报站通知。可是日军向北平增兵，始终没利用铁路运输，而是从天津徒步行军开向前方。由于敌人的兵力尚没大批增援上来，所以才集中力量在卢沟桥作战，对廊坊方面暂不进攻。因此七月七日卢沟桥打响了，廊坊无战事。直到七月二十五日，敌人才向廓坊进攻。
　　在卢沟桥战争未爆发前，第二十九军虽然处在三面被敌包围之中，但几年以来都是和平练兵，思想上既没高度的警惕，在行动上也并没有相当的备战措施。七月七日到二十五日廊坊打响，仅十几天的时间，才做了些简单的备战工作，构筑了简单的工事，把随军家属送回各自的原籍或转移他处。
　　㈠部署情况
　　第一一三旅旅部、第二二六团团部和特务连驻在廊坊铁路以南，与商民杂居在一起。第一营驻在车站东端的侍卫府（俗称石灰坞）；第二营驻在武清县城关，其第五连驻在杨村；第三营驻在铁路以北的营房内，其第十二连驻河西务；团的迫击炮连驻在铁路北的一个货栈内；机关枪连驻在车站北的一个小村子内。廊坊地势平坦，满地庄稼，枣树很多，沙土地，平顶房，没有大的建筑物，仅有当年德军占领时建筑的两幢西式楼房，面积六千平方米，土围墙。新建平房三列，每列能住一个连队。
　　廊坊仅有些个小型的商业和摊贩，多半都在路南。路北有三条窄短的街道，有几家摊贩、饭店和客栈，除了驻军和安次县的公安用派出所外，就是商会及一所小学校。
　　㈡备战情形
　　卢沟桥打响后，团的措施是：
　　⒈首先把随军眷属限期送走；
　　⒉团部移驻路北，便于指挥作战
　　⒊构筑防御工事；
　　⒋在万庄车站、落垈站及廊坊车站两端布置便衣队，必要时准备拆除铁路（这批便衣队都经铁路工人传授了扒路的技术．并携带着扒路工具，一二分钟能拆淖—节铁轨）；
　　⒌把车站和街市隔离开，各街口都用旧枕木、麻包袋堵塞起来，挖一道壕沟，在房顶上垒起各种类型掩体，迫击炮、机关枪都对预定假想目标，测定距离，加以标志。
　　第二十九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备战避战的方针，即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但是要求寸土不失。在日军方面，为了争取时间，增调兵力作大规模的进攻，对中国政府和第二十九军采取麻痹政策，表现在不撤回在第二十九军的顾问，不拒绝互派代表谈判，使第二十九军领导层始终幻想卢沟桥事件能以地方事件求得解决。
　　正在这个和战未决、边打边谈的同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对记者发表一篇谈话，大意是说已命令守卢沟桥的部队，卢沟桥就是他们的坟墓，寸土不能让给敌人……。廊坊官兵们得知后都很受鼓舞，以全团官兵的名义向师部上书请命，愿到前方杀敌。不久就接到了命令，即是“备战避战”。在7月15日左右，接到准备出发的命令。这时全团官兵异常兴奋，都擦枪磨刀，做好了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听说这次预备用七个团的兵力，来歼灭丰台和卢沟桥的敌人，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命令又撤销了．
　　因为由天津向北平附近增援的敌人，不能利用铁路（临时协定规定的），除了用汽车运输外就是徒步行军，中间必须经过杨村。驻杨村东口公路边沿的第二营第五连，不管黑天白日，监视着通过的敌人。这个连因处在敌人来往的要道上，警惕性高，也有相当的战斗准备，士气旺盛，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上级严格的避战命令束缚着他们，有敌不能打，眼看着敌人的辎重和军队日夜不停地开向卢沟桥战场，打我们的友军。全连官兵都义愤填膺，每天数次请缨就地杀敌，均被严令拒绝。有—天，这个连的连长杜巍然用电话请示我批准开火。他说：“请团长另委个连长来代替我好了！”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敌人几天来络绎不绝地从门口经过，官兵都忍不下去了，非打不可。如果真打起来，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如不让我们打，就叫我们改装土匪，离开杨村到别处去袭击敌人，打了就跑。你看行不行？”我当时考虑，在上级的避战命令下如果这样干了，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于是先和旅参谋长李树人商量，又去请示师部。结果仍是不准。最让人义愤和难堪的，是敌人的一辆辎重汽车陷入泥窝，走不动了，杜连长见既不让打，又怕这辆汽车在这里呆长了会出事，即用电话向我报告，请示如何处理。我又和李参谋长商量，又去请示师部．李文田副师长的指示竟然是：责令这个连的官兵，帮助敌人把车拖出来，快走了事。这不是意味着帮助敌人快去打我们的兄弟部队吗？我照抄传达到连里去，准遭到全连官兵责骂；不传达下去，又得负违抗上级命令的责任。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幸亏敌人这辆汽车已经走了。事后才知道这个陷坑是该连有意设置的，以后怕这个连闹出事来，我们负下起责任，就把他们调开了。


㈢日军向廊坊我军挑衅

　　日军依靠《辛丑条约》在北宁路亨有驻兵权，因廊坊有我驻军，宋哲元也有声明，“不准利用北宁铁路作军运”，所以在廊坊战争未瀑发前，敌人暂没利用平津段作军事运输。但是廊坊在兵要地理上说，是个必争的地方，敌人为了攻陷北平，非把廊坊这个钉子拔掉不可，所以在七月十一日就向廊坊我军挑衅。在这天的中午，我接到万庄车站通知，说：“有日军五六名携带通讯鸽两笼，到廊坊车站去了。”据此我和参谋长李树人研究（这时旅长刘振三正在庐山受训，师长张自忠在天津任市长，所以师旅都是参谋长或副职代理），决定请安次县廊坊公安分局局长出面交涉，同时也传令我们的官兵不准到车站去。待这几个敌人下车后，局长趋前间其来意，敌人回答是‘检查通讯的”，并要求让他们到市内去逛逛。局长耐心向他们说明，从车站到市内均被驻军隔绝，不能进去，劝他们早些回去．以免和驻军发生误会。敌人并没坚持要去，答应等有车来后回北平。敌人与局长谈完话后，立即放走了两只通讯鸽。公安分局派了两位公安人员陪同他们等车。直到来车走了完事。这是第一次挑衅行动。以后这类事俏不断发生，特点是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我们的对策是随机应变。我们选派机密能干的军官化装成公安人员，暗带短枪，随同公安分局局长与敌人周旋，借此观察敌人的企图，随时报告旅部和团部。同时也派出武装便衣，采取各种方法，敌人来了，就把他们秘密包围起来，以防万一。有一次，十几名敌人仍以检查通讯为名来到廊坊车站，下车后佯作无事，到处游逛。有一敌兵爬到电线扦上，四下张望。他发现房顶上有我们哨兵向他们瞄准作射击状，急忙下来。咆哮如雷地向我公安分局局长表示要找驻军司令抗议，说什么他们正在位勤之际，中国兵为什么向他们射击。经公安人员作了解释，并劝阻一番，才算完事。使即回北平去了。很明显，这些敌人多次来到廊坊的目的是侦察情况，投借口，为攻占厢坊作准备。
　　二十三日傍晚，按天津车站紧急通知，说“有敌人兵车一列开刚北平”。这时敌车离杨村只有一站。当即与杨村、落垈两站站长商量是否有办法阻止敌车前进，他们说没办法阻止。我们的任务是守备廊坊地区阻止敌人前进。打吧，上级不准；阻止吧，又没办法。既要避战，又要寸土不能资敌，在这个矛盾的命令下，真是左右为难。正在紧急时，适有廊坊站长李益三说：“我倒有办法，团长能不能为这两个站长负责？”我急问什么办法，表示任何责任我都能负。李站长说，叫这两个站长带着全体职工和一切工具一跑了事。我认为他的话有道理，可以照办，但李参谋长犹豫不决。我当时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责任，即请两个站长照此办理，都撤到廊坊来。结果敌人的兵车没法开来，算完了。据李益三站长介绍，这个办法是在长期军阀混战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当作战双方谁也惹不起的时候，一跑了之。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分析，廊坊的保卫战快要爆发了。正在为难的时候，旅长刘振三二十四日晚从庐山受训回来。我们真是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认为旅长一回来，不但有了依靠，而且上下为难的担子，也不会这么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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