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三门峡和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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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直到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的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终结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　三门峡水库上马
　　
　　１９５４年４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８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３５０米，总库容３６０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３７０００立方米／秒降为８０００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２２２０万亩，远景灌溉７５００万亩。
　　
　　　　④装机９０万千瓦，年发电量４６亿度。
　　
　　　　⑤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水库将淹没农田２０７万亩，移民６０万。
　　
　　　　②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１４７亿立方米（总库容的２／５），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２５－３０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２５－３０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１９６７年，来沙可减少到５０％；５０年之后，可减少１００％。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１９６７年来沙改为“减少２０％，５０年后减少５０％”。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４０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着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１９７５到１９９０的１５年间，断流１９次。近年则一年就断数次。
　　
　　　　１９５５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２５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１９９１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３０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　三门峡的“捷报”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５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１９６０年６月，坝筑到了３４０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９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１９６１年２月９日，当坝前水位达３３２·５８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１９６１年４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３５３米。１０个月后，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４．５米。从秦岭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１９６２年３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１５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１８０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１９６２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３１５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的周恩来，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
　　
　　◆　三门峡改建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２年之后开始出事，４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１９６５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１９６９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３１５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１００００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１－８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上堵上的。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１３米，变成“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５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挖开了８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３１５米时，泄量由６０００立方米／秒增至９０６０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３米多。１９９２年８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６０多万亩，约５万返库移民受灾，近３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１９８５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５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盖：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１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３６０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３３３万亩，迁移９０万人；后来，１９５８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３３５米时，还要淹没耕地８５．６万亩，移民３１·８９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８·４９万人，实际总数达４０．３８万人。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３·９９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塬、沟壑区的１２·１１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２０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泥沙厚厚地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　小浪底又上来了
　　
　　　　改建后的三门峡，将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无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３０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这时，当年建三门峡时的初衷──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和防洪靠什么来实现呢？读者读到下面一段活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　　更为迫切……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和当初论证三门峡上马的口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已经不是在说三门峡，而是另一座黄河上的新坝──小浪底。当年三门峡工程没有做到的，这回又全交给位于三门峡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总库容１２６·５亿立方米，也要搞拦沙减淤，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２０年左右。黄河上的浪漫派们这回又有新宠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会是什么呢？
　　
　　　　还有三门峡水库该怎么摆？当初把话说得那么满。不过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当权派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　帐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不过帐总是需要算的。先让我们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③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３０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１５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⑤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５０多万亩；
　　
　　　　③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③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　“黄河清”
　　
　　　　１９６４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１９５８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１９５５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１９５８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为什么会“急”？头脑为什么会发热？“黄河清”这三个字怎么会造成压力？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是把什么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１９８０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１９８９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１９８９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４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当时的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们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的是什么呢？
　　
　　　　１９６４年６月和１２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跟着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为了证实“圣人出”。自古谁能让黄河清？gcd，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谁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吗？！
　　
　　　　不要说１９５０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着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　三门峡与三峡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距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开工３７年。这两项工程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呢？
　　
　　　　它们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多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
　　
　　　　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峡当时说“将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１／１１”；
　　
　　　　都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三峡说“可使万吨船队由武汉直达重庆”；
　　
　　　　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４１万，三峡１２０万；
　　
　　　　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１０００多年前的中原文明，三峡是更早的巴楚文明；
　　
　　　　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川。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像陕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们的意见，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人真正理会；
　　
　　　　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同题都是泥沙。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
　　
　　　　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说的是“水土保持”三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
　　
　　　　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得到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
　　
　　　　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言论部遭到封锁，本人也都遭排斥乃至打击；
　　
　　　　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是毛泽东。三峡是邓小平；
　　
　　　　都以获得了人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任；三门峡是真正的“全体一致热烈通过”，三峡是在发动了舆论攻势并做了手脚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获得通过；
　　
　　　　都是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支撑，也就是说，无论造成多大灾难，从上到下一系列责任主管的个人财产包括官声官运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都不见在论证过程中当局委托专家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两项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没有人对它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后果作过预估；
　　
　　　　都是在基本数据甚至运用原则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抢先开工；
　　
　　　　都使得抚育民族文化、激发创作热诚的自然景象永远失去，三门峡是气派雄浑的奇伟峭峻，三峡是无可言喻的苍茫神秘；
　　
　　　　最后所花的钱都大大超出当初预算，三门峡大约增大了１０倍；三峡按１９８６年的３６０亿到目前的２０００多亿，也已超出好几倍--而目前不过是刚
　　
　　刚开工，后面不知道还有冒出多少。
　　
　　　　还有一个极为偶然的共同点：这两项工程都面对着一个最坚定的反对者--黄万里；都有一个反对高坝大库而主张低坝小库的坚韧的建议者--温善章。
　　
　　　　对这两个工程，黄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对，认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部不可以。阐述对三门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时，他３５岁；介入三峡争论，７５岁。他一再请求阐述、讨论、辩论，当年主管三门峡工程的人不睬他，今天主管三峡工程的人也不睬他；他的《水利科学论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会，更遑论他充满了豪情与哀叹的诗篇--只能在友人之间散发的诗集《治水吟草》。其中一首诗这样写：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在三门峡工程上，温善章不同意３６０米、３５０米方案，提出３３５米方案；对于三峡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己获人大通过，而且正热火朝天地施工的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他提出新１６０米方案。他的出发点和３７年前一样单纯朴素：减少水库对耕地的淹没，减少移民，合理解决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要求。
　　
　　　　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所作的预言，一条接一条成为事实。三峡工程呢？他的预言是：“……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三峡筑坝的结果，砾卵石夹粗沙积在坝前，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他反对三峡建坝的根据之一是：长江上游各支流每年冲刷下来的沙石量高达一亿吨，三峡建坝後这些沙石都将积存在水坝上，数年之後将导致长江上游水位升高，造成上游水患更加严重，影响所及可能有数十万人，影响的地区遍及四川省面积的四分之一。他提醒当局，对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视。他说：“……四川的保路运动诱发了辛亥革命。”
　　
　　黄万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长江的梗阻；而温善章工程师呢？三门峡现在实际已不得不按温善章１９５７年所主张的低坝方案运行。三峡工程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长啸于 2007-06-27 14:48:09 发表在分类：他山石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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