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宣大山西三镇火路墩的人员配备情况
火路墩作为一军事单位，必须有士兵昼夜哨瞭，以保证情报的及时传递。同时，火路墩的主要职责是传烽而非作战，因此其人员数量应当相对固定，据《天镇县志》记载：“边军设自明季，每墩三四五名不等，拨给沙田四五十亩，耕种养瞻，专司瞭望。”[7]另据《皇明经济文录》所云：“……随于每墩会同各选拨官军六员名，令其常川轮流哨守……”[8]。《宣府镇志"兵政考"附兵政诸例》载：“……极边墩台每座军、夜七名，腹里墩台每座军人五名”[9]同时，笔者将《宣府镇志》、《赤城县志》两书中对火路墩人员配备情况的记载加以整理并列表如下：
表2.1：明代赤城县火路墩的相关情况[10]
表2.2明代宣府镇火路墩的情况[11]
由表可见，在明代，火路墩所配备的兵力在5人/墩左右，这相对于汉唐来说是最少的。且在以上墩台中，决定兵丁数量的因素主要有：
1．该墩所处位置的轻重缓急。若该墩处于“缓”处，人员配备相对较少，相反，若该墩处于“极重”、“次重”之处则所配兵丁必多。
2．兵丁承担的工作量。火路墩兵丁的主要职责是举烽放炮、传递军情，但烽火信号内容种类之多，所用器材之多，况且守墩士兵还要承担维护军用设施、器具以及参与军屯等繁重劳动，只有增加人数协同操作，才能在第一时间将军情完整无误的传递出去。
2.1.5火路墩的军事管理
作为极其重要的军事单位，要想充分发挥火路墩的职能关键在于管理。因此明政府根据其存在的问题等因素，从军事制度和法律两方面上来强化管理。
一.军事体制的管理。
明朝边防分为九镇，相当于九大军区，镇下设路，相当于军分区，路下设堡，堡也有大小之分，通常一个大堡子分管数个小堡子，堡子再分边防守，统领处于军事基层的火路墩，从而形成了逐级的军事单位，也相应的形成了一套“军级制”，正如《皇明九边考》所载：“总镇一方者曰镇守，独守一路者曰分守，独守一城一堡者曰守备，有与主将同处一城者曰协守，又有备倭、提督、提调、巡视等。名其官，挂其印者曰总兵，次曰副总兵，曰参将，曰游击将军……”[12]可见，明统治者制定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军事统帅制度，现将《三云筹俎考》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所载火路墩及其所属的堡子的情况统计如下：
表2.3明大同镇火路墩的相关情况[13]
表2.4明山西镇火路墩的相关情况[14]
从以上两表可知，火路墩同边墙一样，也是由其上级机关——城堡分区管辖，有的堡子不分管边墙而只管火路墩，无疑便于火路墩的传报。
火路墩的直接领导者是那些驻扎在各级城堡里的守备、参将等人。普通士兵则是要常年守瞭的。据《宣府镇志》载：“腹里接火墩，重要处所照依边墩，每墩七名，险固处所止用墩军三名，夜不收两名，每年两班，上班二月初一日起至十月终满，下班八月初一日起至次年正月终满。”对军官要求则更高。《皇明九边考》载：“镇守总兵官一员，驻扎宣府城，责任务要操练军马，修理城池，督瞭墩台，防御贼寇，抚恤士卒，保障居民……协守副总兵一员，驻扎宣府镇城，责任务要协同操练军马，修理城池，督瞭墩台，补葺边堡，防御贼寇，保障居民。分守北路独石、马营等处左参将一员，驻扎独石城。分守东路怀安、永宁等处右参将一员驻扎永宁城。分守西路万全右卫等处左参将一员，驻扎万全右卫城。分守南路顺圣蔚广等处右参将一员，驻扎顺圣川西城。责任同，务要操练军马，修理城池、墩台等，遇警身先士卒……守备……责任同，务要操练军马，整理器械，修理关隘墩堡……”[15]。在大同镇，则是：“总兵官一员，驻扎大同城，责任务要操练军马，修理城池，督瞭墩台，防御虏寇，抚恤士卒，保障居民……协守副总兵一员，驻扎大同城，责任会同主将操练军马，修理城池，督瞭墩台，防御贼寇，保障居民。分守大同东路地方左参将一员，驻扎平虏城。分守大同西路地方右参将一员驻扎平虏城。责任同，用心操练军伍，无事则修理墩台，抚恤士卒，遇警则领兵截杀……守备……责任同，务要操练军马，锋利器械，严谨烽堠，修葺城堡，抚恤军士，防御虏寇，保障居民……”[16]。可见，从最高长官——总兵到基层军官——守备（游击将军除外）都有整饬烽堠的任务。
二．军法上的管理
详细周密的军事体制管理必须以严明的法律为保障，以此来严明军纪、赏罚分明。查现有文献，明朝治理边防军的法律相当严格，如《延庆县志》所云：“守瞭官军，镇巡不时稽查，有违禁者重罪”[17]。
明朝中后期，随着朝政日渐腐败，军队纪律也越发废弛。边军与“外夷”私自交易愈演愈烈，明政府曾采取法律措施严加禁止：
“二十二年，禁边塞官军交通外夷，凡守御边塞官军，不得与外夷交通，如有假公事出境交通及私市易者，全家坐罪，凡将货物出境市易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货物入官于内，以三分之一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18]
宣大总督翁万达在他的奏疏中也多次提到这些问题：
“访得各边墩军中间，多有擅离信地，及交通虏贼，易卖布匹、针线、铁锅等物，遂至稔熟，透露消息，虏贼往往乘机而入，抢至内境，方才举放烟炮，甚属误事，已经查访一二，治以军法，及严行各镇大小将领，督令各墩军人，令后务要常川守哨，遇有虏贼近边，多寡缓急，查照原定号令，举放烟火信炮，使各腹里地方城堡预先收敛人畜，坚壁清野，免被抢掠，其提墩官员，不时巡视提醒，如有似前擅离墩台，不明烽堠，及交通买卖，妄杀投降人口者，各罪坐所由。”[19]
可见在明中后期，边军腐败已成风气，政府虽严刑例律，仍不能禁，客观上为北虏连年入寇提供了机会。
此外，针对各分区的相互协调作战问题，也有明确的规定。
“守墩官军，凭高瞭望，一遇警报，即便合力据守，相机截杀，一面飞传本部，以冯奏处，一面分投调集临境兵马应援，不许因循忽，逗留观望，致误机宜，自干法典等因。”[20]
“……及行大同总兵等官，严责各该墩台提调官员，务要督令守瞭人役，但有声息，火速传报外，今后提墩官并墩军长哨、夜不收人等，敢有互分彼此，失于走报者，听总兵官王继祖及各参游、守备等官径自惩治。”[21]
以上说明，明朝为边关制定了一套相当全面的法律管理体系，但政治的腐败使得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2.1.6明宣大山西三镇火路墩的武器、烽具及生活用品的配备情况
据前文，火路墩的主要功能是传报军情，兼具常年守卫之职，因此物资的配备就相当必要。目前考古发掘火路墩的实例尚未出现，故很难从实际发掘中判断火路墩军用物资的配备情况，我们可以从文献中略有所获。据《皇明经济文录》记载：“……其各墩应有锅瓮器皿，旗帜号带，弓箭盔甲，枪刀火器，俱各置办万完全，逐一布设……”[22]。再如：“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粮外，常蓄一月水米。”[23]其中，烽具的配备主要由具体放烽法来决定，而生活用品数量的配备则主要决定于常驻士兵的数量。
2.1.7明宣大山西火路墩的烽火信号和传烽路线
作为向内地传送烽火的墩台，火路墩的信号应与沿边烽火台的信号相同，即仅复制信号而非更改信号，明朝对烽火信号有自己的规定，且各镇之间也不尽相同，但烽火信号所含内容应该相同，即敌人移动的动向，入侵的地点、入侵人数等等，因此，明朝完全可以借用汉唐两朝已经发展相当完善的“烽火品约”来制定和形成自己的一套完善的“烽火品约”制度。
明成化五年规定：“领边侯举放烽炮，若见贼一二百人或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24]
以上为明朝对各镇烽火的原则性规定。各镇又以此为基础加以修改，从而制定出符合本镇特点和要求的烽火信号。《宣府镇志》记载：“凡瞭见达贼境外经过，发梆一次，近边发梆两次；拆墙放炮一个，烧柴一垛；入境放炮两个，烧柴二垛；声息紧急，则以渐加添，仍各照记号举旗兼竖立草人，贼势寡少，本墩差人走报，贼势重大，邻墩差人走报，如声息稍缓则以次差人走报，至晚，每更一人轮流，探听折□，有声，随即举火放炮，次日早，轮流一名下墩于□贼处所巡派马路，如无踪迹，举无事旗一面，各堡方才开门，放人出城生理牧放，每一城堡又有夜不收十名，分为两班，出边哨探，谓之长哨，又有摘拨空闲马十匹，听候各墩传报紧急之用，谓之架炮马。”[25]
由此，宣镇对传报烽火信号的内容规定相当细致，连虏贼在城外的活动都要通报，且在大举入侵之时派人走报，以使军情的详细内容及时传递。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文献窥到关于烽号的规定：“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昼则燔燧，夜则举烽，偶逢风劲则烟斜，而不能示远，值霖雨则火郁而不能大明，宜于墩台之上立为长杆，分为三等，上悬红灯，以灯数多寡，为缓急众寡之侯。”[26]说明天气的好坏，直接影响烽燧传递信号效果，火路墩必备紧急处理办法。
火路墩在各级军事部门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得上级军官能及时了解作战一线的情况。但从一级传递至另一级并非仅由一座火路墩来完成，而是由多座墩协同完成，因此在两级之间便形成了一条传烽路线，即纵线，以便上报，同时，同级之间也应形成传烽路线，是为横线，以便相互应援，不同的路线连接不同的军事单位，大体可分为如下数种：
1．边堡所分管的边墙和火路墩之间的联系。一旦该分边有警，则该分边的火路墩立即将情报飞传至所属堡子，以得到应援。其传烽路线的数量视分边的长度和所属隘口的数量及重要程度而定，通常传烽路线较多。
2．驻守把总官的基层堡子和驻守参将的路城堡子之间的联系。在基层城堡收到烽火信号之后应该将信号传递至路城，因此，各城堡与其所属路城之间的烽燧线应是一条，并且总数较前者减少。
3．路城和镇城之间的联系。一镇统领诸路，故在路城收到信号后应将其传递至所属镇城，且各路城和镇城间的烽燧线应是唯一的，总数也最少。
4．临近的城堡，路城等平级军事单位之间的联系。一座城堡在受到入侵时当将信息通知临近城堡，以便得到有效支援，即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翁万达对此也有明确要求：“如果贼势重大，力不能支，一面飞报军门，斟酌调兵，一面径报东西临界将领，摘兵策应，仍将报到某营将领、时刻、缘由、禀知查考，临界官军不许指以信地为名，观望逗留，亦不许尽致离次，致使本地空虚，虏得乘间。”[27]
基于以上四种联系的规定，在广阔的宣大山西三镇土地上，编织起一张严密的火路墩网，时刻侦望，以备不测，一旦一处有警，各烽线按照规定信号和路线依次传递，使得军情被迅速通报，驰援相继赶赴。文献中也曾描绘了火路墩的传烽路线，现举如下数例：
“二边墩东接平鲁卫西至本关，所辖老牛湾烽堠凡四：其一，自了角墩其至虎头墩止，传接老营、关川一带烽火；其一，自草垛山、乾沟墩起至虎头墩止，传接水泉营、寺焉堡一带烽火；其一，自滑石起至虎头墩止，传接滑石涧大边，老牛湾一带烽火；其一，系西路河曲营所辖，自阳兔墩起至虎头墩止，传接西黄河并桦林一带烽火。南路墩自本关虎头墩起至镇西卫长城墩止，东南接太原府川一带，西接汾州府川一带。中东路墩亦自本关虎头墩起至八角获城墩止，直接神池、宁武关烽火。”[28]
“水峪口，土石堡二，正德十一年立厅房□间，库房三间，营房二十八间，沿边营房二十□间，新建仓厂一十间，草场一，敌台七，炮火□□□□，梁墩东北接新寨，接永安，接山阴县，山阴北重，怀仁、大峪口，贼从此出没，仍于长梁墩西三十里传至西山墩，南传堡后墩，横河梁，前山墩至代州。”[29]
“阳房口堡……炮火起本关东梁墩至大河堡东，传麻峪二堡，麻峪一墩接阳房一墩至阳房口，又自拒虏墩东传达沓墩，禅房墩至朔宁北河，一道从本关大河通流，棠莲台下有泉，去本堡一里”[30]
“红门隘口……隶水泉营，柏杨林墩炮火传青山，传讫老，传马站，传乾沟，传水泉，传八柳树，传骆驼山，传冉家营，传马房，传高家庄，传窑头墩、柏杨林，至此一百三十二里……”[31]
“广武墩南十三里至雁门北口，北口十里至雁塔，雁塔十里至南口，南口十里至代……”[3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制定了相当详密的传烽路线，命名各个墩台以便识别，交流。
2.1.8火路墩在宣大山西三镇边防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原因
火路墩的作用主要是负责向腹里的军事指挥机关或京师传递边墙一线的情报。唯其如此，它在整个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就相当明显。不仅沟通了前线作战部队和后方上级军事指挥机关之间的联系，且在两者之间架起了联络的桥梁，使得下情上知，从而有利于军事指挥机关根据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指挥，正如《万历怀仁县志"烽堠》所云：“怀仁，濒于塞北，城堡相望，屯牧连野，非设烽堠以防之，则寇至不知，人无预备，我国家相冈阜度，远近以□，哨瞭有警，□之以炮或示之以火，百里之远，有不瞬息，而尽知者，此防虏患之要也。”及时准确的烽火报警系统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情报基础。
宣大山西三镇在整个长城防御体系中具有它的特殊性。宣大两镇位于京师西北部，是京师的重要屏障，其地位非同寻常。“大同置镇，与宣府同，夫西北形势重宣大，宣府之藩篱不固，则隆永急矣，大同之门户不严，则太原急矣，然宣大地方本相联属，以京师较之，则京师以宣大为障，而宣府又以大同为障。明初，以大同川原平衍，兼与保定、山西相为唇齿，特建重镇，以为倒马、紫荆、雁门、宁武之捍，设诸卫所，错落其间，各屯重兵以镇压之”。[33]太原在北京西部，虽属内边但地位仍不容忽视，与大同乃唇亡齿寒关系，即所谓“假使大同失守，山西内边八百里之间，弱兵止四万余人，其能遏虏之入否也，虏所垂涎，多在山西，而不在大同，三四年来，大同幸不溃防，山西始有宁宇，是故守大同，守山西也。”[34]同时，在这三镇中，具体来说又有轻重缓急之分；“合言之，则大同川原平衍，又最称难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言之，则大同之最难守者北路也，次中路，次西路、东路，而山西偏关以西百五十里，恃河为险，无恃防秋。偏头以东之百有四里，则略与大同之西路同焉。”[35]况且，有明一代，这一地区始终处于战争的最前沿，明朝的主要敌人一直活动于此，其过程由缓到紧。“国初之时，我太祖、成祖抗棱远斥，夷狄势衰，蹿伏莽榛，仅存喘息，正统以后，则生齿渐繁，种类日盛，近且并海贼，吞属番，掠我居民为彼捍隶。诸酋所部约可二、三十万众，视之国初，何啻倍徙，沿边戍卒，较以旧额，未尝加多，彼丑现年入寇，控弦不满数千，掠境不能百里。我兵临时调遣，缓急仍收胜算。顷者，每一大举，动称十余万人，蹂躏关南，侵骇京都，寻常师旅，莫敢遮邀，盖时势之大略有如此者。”[36]可知，明一直重视这一带的边备，直到明末，重点才转移至蓟、辽两镇。那么造成此三镇地位之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因素：
一为自然条件，此三镇位于黄土高原地区，地形千沟万壑，支离破碎，地势土地平墁，易于敌骑驰骋，其不同于多高山峡谷可形成天然屏障的蓟镇，使得防守相当不易。
二为人为因素，明朝的主要敌人常在这里“驻牧”且连年入寇，据《三云筹俎考》[37]记载：
“（弘治）十八年六月，北虏寇应州，由怀仁入。”
“（嘉靖）八年，北虏入寇。”
“（嘉靖）九年，北虏寇威远。”
“（嘉靖）十年，北虏入寇。”
“十一年，北虏寇威远。”
“十二年，北虏寇右卫，由双城入。”
“十五年八月，北虏入寇，由红寺口入。遂掠浑源、灵丘。”
“（十九年）八月，北虏入寇，由平虏、井坪而入，遂掠山西、岢岚等处；十二月，复由本路入，掠朔州、马邑、山阴、应州。”
“二十一年，北虏入寇，由左卫吴家口入，掠马邑、朔州，历太原、汾州、平阳，复掠平虏诸处而出，虏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九，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掳男女三十余万，牛羊豕二百万，焚公私庐舍八万区，蹂田数十万顷。”
可见，明中叶北虏入寇宣大山西之频繁，明政府损失之大，抵抗之不力，也难怪此三镇为明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
明朝在修长城之时，采取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因地制宜。这无疑使长城防御的实用性、可操作性大大增强。火路墩的修建也不外如此。宣大山西三镇，由于地形的原因使得侯望的视野和角度大大受限。平缓土地上的侯望范围定不如山巅侯望范围大、距离远，且由于沟壑的纵横交错，一座墩台的侯望角度肯定小于山顶的侯望角度。因此采取一个有效的方法来加以弥补势在必行，增加火路墩数量从而扩大侯望的视野和视角便成为一个简便、切实可行的办法。
火路墩之所以能够在长城防御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由长城防御体系的特点所决定的，长城防御体系看上去是固若金汤：高大宽厚的城墙耸立于高山、峡谷和各要冲之处，上面墩台林立，旌旗招展，城内城堡密布……但却犯了兵家大忌：消极防御，分散兵力。纵使宣大山西有数十万的兵力，但其分散于数百公里的边防线上，而敌人集中优势兵力从某一处突破使得长城防线形同虚设，为此，明朝政府也采取了补救措施：将主要兵力屯聚于各个城堡之中，长城上仅仅驻守一些哨瞭的兵丁，并且实行春、秋两防制度，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驻扎于各主要隘口，同时遣派尖哨、夜不收等人深入虏境打探敌人动向。一旦敌人攻墙或侦知敌人动向，长城守军先行抵抗，固守待援，处于关内的火路墩立即将信号传递至负责把守该段城墙的堡子。若敌人入侵规模较大，堡子的守备再通过火路墩将情报传递至上级机关，即所属路的参将那里和附近城堡，依此类推最后传至镇城。
推知，若要使长城防线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处于战略后方的城堡能够对长城守军进行有效的支援，而关键之关键则是作为边军耳目的火路墩能够及时、准确、有效的将一线军事情报传递至后方军事指挥机关。
综上，笔者从宣大山西三镇火路墩的建筑形制、分布规律、兵力配备、武器装备、军事法律管理、烽火信号等方面做了相当细致的考述，并分析了相关原因，无疑有助于对这一镇的火路墩有全新的认识和了解，其与他镇火路墩之间也存在异同。
注释：
[7]天镇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光绪天镇县志》卷二 关隘志，1984年12月"111
[8] [明]万表"《皇明经济文录》 蓟州编，宣府编，大同编 创立五堡以防边事，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143
[9] [明"嘉靖]孙世芳"《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一九号察哈尔省宣府镇志（全）》 卷二十二 兵政考 附兵政诸例"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四月
[10] [清"乾隆]孟思谊"《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二十二号察哈尔省赤城县志（全）》 卷之四 武备志 墩汛"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三月
[11] 同9"卷十 亭障考 墩台
[12] [明] 魏焕"《皇明九边考》"嘉靖刻本
[13] [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万历刻本
[14] [明] 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万历刊本"《玄览堂丛书》"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 正中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年八月
[15] [明] 魏焕"《皇明九边考》 卷四 宣府镇 责任考"嘉靖刻本
[16] [明] 魏焕"《皇明九边考》 卷五 大同镇 责任考"嘉靖刻本
[17] 同[2]
[18] 同9 卷十九 法令考"198
[19] [明] 翁万达"《翁万达集》饬边防以恢戎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137
[20] 同19 "127
[21] [明] 翁万达"《翁万达集》 预拟分布人马以御虏患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205
[22] [明]万表"《皇明经济文录》 蓟州编，宣府编，大同编 创立五堡以防边事，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143
[23] 同[4]
[24] 郁进"《长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5月
[25] 同9 卷二十二 兵政考 附兵政诸例 瞭报"245
[26] 同[4]
[27] 同[21]"202
[28] [明]卢承业编，马振文等增修"《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七八号山西省偏关志（全）》卷上 地理志 烽堠"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八月"29－30
[29] [明]廖希颜《三关志》"雁门关地理总考"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30] [明]廖希颜《三关志》"宁武关地理总考"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31] [明]廖希颜《三关志》"偏头关地理总考"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32] 代县史志办公室"《滹沱河文丛万历代州志》御戎志 烽堠"山西：远方出版社，2004年12月
[33]《康熙山西通志》 卷十四 兵防 边关"[清"康熙]刻本
[34] [明] "翁万达"《翁万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315
[35] 同[33]
[36] 同[34]"297
[37] [明]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安壤考"万历刻本
本贴最后一次由尚方修改于2007-11-24 18:04:34
本帖由 尚方 于2007-11-24 18:00:56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