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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贵州——奇怪的旅行(10)
作者:嘎玛卓嘎 2002-02-15发表于长城小站

  枫香寨(3)
  
  革家,其实革字该有个单人旁。这个民族一直以来被作为苗族的一支,但是他们自己却坚持认为自己是跟苗族大相径庭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说,他们有独特的风俗,还有明显迥异的装束。小廖跟我讲了许多革家人的习俗,我开始相信自己来到的这个地方真的给了我超乎想象的惊喜。对于小廖来说,他是回到了家。对于我来说,我是试图像回到家了一样。人们表现得很友好,我也努力去忽略我听不懂他们交谈内容所带来的不适。他们脸上有热情的笑容,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从1月2日中午时分我走进枫香寨,到1月3日傍晚离开,我始终处于跟外界完全隔离的状态下。手机几乎就是个摆设,而前几天火暴的短信热线一下子沉寂下来,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自旅行。
  
  这是段让人一言难尽的历程。如果我仍然用记流水帐的方式来记录的话,这篇文章将长到令人不忍卒读。可是如此丰富的细节,又让我不忍割舍。是重视文章的可读性,还是忠于我记录行程的本意?我真的很难决定。
  
  好了。我想,不必再去描写这一切。我只想写一件事,写完了,枫香寨就结束了。其它的,将在我自己的回忆里继续沉淀……
  
  在我到达枫香寨的第二天,一行从北京来的据说是某财经类报纸的记者到达小廖的家。同行的还有重兴乡的几个乡长。他们来到一个老妇人的家,其中一个女记者看中老人织好的一段土布(大约5米长),跟另一个女记者商量着“可以放在我的条案上”。老人不知道自己织的东西值多少钱,她只会搬出一堆麻线,殷殷地说:“我织了一个多星期呢,每天织,很难织的。”女记者不耐烦地说:“我才不管你织了多久呢,你开个价就行了。”老人还是说不出数来,旁边乡长催促说:“你就说个价钱嘛!”老人说:“我不知道,这,真的很难织的。”女记者掏出50块钱对小廖说:“50块钱吧,我就要了。我真是懒得跟她说什么了。”
  
  老人木木地看着小廖把钱塞进自己手里,喃喃道:“真的很难织的,织了好多天。每天都织……”老人的话是小廖翻译的,小廖翻译成的普通话里,老人苍老的音质消失了,只有哪些意义简单的重复的词句。我看着女记者轻蔑地扭过头去走掉的样子,恨不得冲上去煽她两个耳光。可是,可是,我怎么能去伤害被小廖和他的乡长视若上宾的“北京来的客人”?
  
  我满怀悲愤,我不敢去看老人浑浊的眼睛,我觉得自己真的很虚伪也很懦弱。我除了长长地叹口气,真的什么也做不了……
  
  小廖把他的芦笙队员召集起来给北京来的客人表演歌舞。姑娘们换上节日的盛装,一下子,院子的色调就从灰蓝变成了金黄。换衣服是件非常烦琐的事,前后大概花了1个多小时。客人们在叫好,然后冲进她们当中拼命照相。我忽然觉得很不舒服。我想这些姑娘们,他们不是道具,不是木偶。为什么没有人先问问她们的意见?
  
  吃饭的时候,姑娘们站在我们后面一边唱歌,一边趁客人不备,“哗”地给客人们碗里盖碗饭。头一天吃饭时我已经领教了他们添饭的厉害。所以会向她们嬉皮笑脸地讨饶:“倒回去吧,我可真吃不了了。”她们多半饶了我。:)但是那女记者一直把碗埋在身前,死活不肯让小姑娘们得逞,这还不算,末了还评论道:“多浪费粮食啊!”
  
  吃了饭,报社的副主编站在学校废弃的小操场上指指点点:“以后来了人,就让他们来看这个篮球架(篮球架已经只剩下两三根木头,摇摇欲坠),这个好,人家看了肯定掏钱啊,捐给你们建新学校啊。你们不要在这里建,另外找个地方建。这个地方就留着,不断地给后面来的人看……”
  
  “开发旅游啊,你看黄果树那里的女孩,跟她们照相都是要付钱的。你们也可以这样啊……”
  
  我拒绝了跟他们一起出山的邀请。小廖媳妇连夜给我赶制的蜡染布还没有干,我就执意离开了。我把包放在路口,独自坐在路旁的山路上,居高临下地看着这条进出枫香寨的唯一的道路。天渐渐地黑了,我在想,两天了,家里没有我任何消息,他们一定急疯了。枫香寨里亮起了灯,我在想,在黑暗的山区,灯光给人的感受跟城市里完全不一样。很久很久,没有车开过,我在想,枫香寨里的革家人,他们走向现代文明的路,难道就像下面的公路一样,只有一条么?他们也要像“黄果树那里的女孩”那样,廉价出卖自己的文明、文化、风俗,以获得直接的效益么?
  
  我想不出答案。
  
  但是我终于离开了枫香寨,半夜赶到重兴乡。在路边简陋的杂货店里将就了一夜。5元。第二天一早,就搭班车奔赴凯里。车刚到重安,手机就有信号了,一时间,短信的“滴滴、滴滴”声不断。
  
  我在“滴滴”声中告别我应该告别的一切。
  
  凯里
  
  从凯里辗转雷山,再到西江苗寨,一切倒是顺利。除了等。
  
  在苗寨,我没有去住旅店,顺着山路,随便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敲开门,我说:“我想住在这里,可以吗?”开门的小姑娘正在读高中,她说:“可以。”
  
  于是,我跟着她喂猪、做饭、串门,然后看他们围着火盆,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聊天。他们一直在笑。他们在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杂志和书、没有卡拉OK的吊脚楼里快乐地笑着。我想我很羡慕。
  
  又是一个清晨。我告别苗寨,回到凯里。我在凯里灰尘满天的街道上游荡,我去看了黔东南民族博物馆,我至今对那里的小卖部里的泥哨念念不忘。然后,我在火车站附近的网吧度过我在贵州的最后10个小时。
  
  我走了。我回来了。我不知道我将在未来的什么时刻以怎么样的姿态再次与她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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